年纪不大，毛病不少。这话“表扬”的乃是区区在下。

这不，在杭州邵逸夫医院22层的病房里，我又仰面八叉地躺在病床上，被护工推着去动手术了。这是平生第三回，全麻的那种。妻子和女儿被劝阻在病房门口，但她们仍悄悄跟着，直到电梯口，那是医疗专用电梯，闲人莫入，只好止步。妻说，不用害怕。女儿说，等你回来。

电梯里只有我和护工。我无话找话，问手术室在几楼。他刚说了“在……”就止住了，而是伸出四根手指晃了晃。对一个去动手术的人，他不愿说出那个字。他是善意，可他不知道我从来不戒忌那个字，我姓史，在我们的方言中与“死”同音，戒忌得过来吗？

人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就在不断奔向死亡。但真要勘破生死，又有几个人能做到？陈丹青说：“中国人也有信仰的，中国人的信仰就是TMD先活下去再说。”这话虽有调侃的意味，却也是实情，生如蝼蚁，能做的只是苟安于世。

“让开让开！”护工的呼喝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，四楼到了。原来这一层楼都是用来做手术的，好大！我被推着不断地往前走，走向大楼深处，终于到了一间挂着“手术准备室”的屋子，里面一排排整齐地躺着好些人，上面都蒙着白被子，我的心中突然想起一个词：太平间。这当然只是我的瞎比方，他们有的手脚在晃动，有的正发出呼噜声，大屏幕中播放的电视也证明这是在人间。

护工高喊“12号到了”。咦，刚刚我还是“17床”的，转眼又成“12号”了？人到了医院，第一个感悟是名字只是个代号。一个代号而已，人若为名而累，实在是自寻烦恼。

护士一茬茬过来，挂盐水，核实身份，反复询问有没有过敏史，有没有吃过东西，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这些问题对我很简单，统统没有。又问身上有没有假牙、手表、首饰，此时的我赤条条如初生的婴儿，当然也回答没有。

由此得到医院里的第二个感悟：生活简单就好，无须装饰，显摆更要不得。以前有人以满嘴的金牙来炫耀他的富裕；现在则以高档手表、大金项链或各种首饰来彰显其地位，而到了医院里，这些都是累赘，都是必须摘除的危险品。

资料图。据CFP。

等待手术时，我得交代一下这次来医院的起因。这次不是因为突发疾病，而起因于一次平常的聊天。那天女儿问，爸你身体好吧？我说好的。但我又补充了一句，我每晚睡八九个小时，中午也要歇一会儿，可还是感到很累，没精神，真的是老了。女儿马上意识到这不是衰老的原因，而是病变。联想到几次出去旅游，她妈宁愿与外孙挤着睡，也不愿与我同住一个标准间，说我打呼噜太响，会吵着她。在家里，一直是我睡楼下，她睡楼上，打雷也听不见的。

女儿说，爸，你这是睡眠障碍，可能还有呼吸暂停，你得去医院检测一下。我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并没有引起重视，以为年纪大起来打呼噜是正常现象，干吗去做检测呢，我从小在父亲的呼噜声里长大的，母亲晚年时鼾声也很响。

女儿却不依不饶，一次次催促，年初终于在妻子的陪同下去了区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做检查。医生的话与女儿预料的一样，需做睡眠监测。那就预约，到住院部睡一晚。

检测结果出来，8小时中我呼吸中断了217次，最长一次中断73秒，伴随心率下降、血氧下降，各项数据都超出了“严重”的指标。医生说，这相当于每天晚上都要煤气中毒一次。之前我还以为是女儿小题大做，这一下让我意识到幸亏女儿的坚持，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，得马上治。

那一刻我想到了我妈，我妈生前估计也患了呼吸障碍伴随间歇性呼吸中断。妈曾跟我说晚上常睡不着，气闷，一睡就会被憋醒。当时我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，要知道这是一种病，买一台呼吸机就能缓解大部分，我定会买的，这样也许我妈还能多活几年。妈，不孝儿如今后悔来不及了。妈，我比您幸运，您生了个没用的儿子，而我则有个懂事的女儿。

如何治疗？医院的呼吸科和耳鼻喉科给出了不同答案：动手术和用呼吸机。这给了我们一个选择难题。

秉着“你父母的身体你作主”的一贯做法，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女儿。近年来，我们不知不觉中把女儿当成了主心骨，凡事总让她拿主意。于是女儿查阅资料，花钱向网上医生咨询，但还是难以决断。后来她查到邵逸夫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，不如当面请他诊断，于是预约了他的号。到约定的门诊日子，妻驾车送我到杭州，接上女儿立即去看专家。专家观察了我的鼻腔和咽喉后，给出了旗帜鲜明的判断：动手术好，通过手术矫正鼻中隔偏曲和过长的软腭，能明显缓解症状。我们相信医学，相信专家，于是有了这次就医。

护士来推我了，我的思绪再次中断。我被推进众多“手术室”中的一间，里面有很多“绿衣天使”在忙碌，除了主刀医生，还有麻醉师、助理、护士等。我时常帮高考上榜的学生填报志愿，知道能被医学院校录取的都是高才生，如今大医院连护士也只招有本科学历的人。他们都是当年的“小镇做题家”，学而优则医，进入大医院，又经历一番磨砺，成为各个岗位上的能手。作为老师，我对“小镇做题家”有本能的信任，愿意把身体交给他们。

专家到了，手术开始。女医生拿一个面罩扣住我的嘴鼻，我想这是要麻醉了，我深呼吸几下，可头脑仍清醒得很，原来她给我呼吸的是氧气。接着她又换了一个面罩，再让我呼吸，我呼了两下，意识还是清醒，谁知下一秒便失去了知觉。

约两小时后我醒来了。手术在咽喉部，我说不了话也动弹不得，却能哼哼，于是我发出了猪一般的哼声。我听到有个护士回应道，“你醒了呀？”麻药的功能还没退去，我的脑海仍是一片模糊，我只会哼哼，那护士说，别急，等会儿送你到病房去。

她这轻轻一句话，实际上非常动听，说明我无须去重症监护室（ICU）！相对以前，这次手术真是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了。我的意识越来越清醒，我看到天花板上有一排望不到边的电灯，灯下排着长长的病床，也是像我一样刚做完手术尚在留观的病人。

我猛然想到，这哪里是人呀，分明是刚被医生们维修过的机器。人也是一架机器，年长月久地使用，也会磨损，也会坏了某个零件，于是送到医院来维修，经医生们修修补补、拼拼凑凑，回去又能继续发挥功能了。

小时候有一句深入人心的话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此时我在想，人生不也一样？新三十，旧三十，缝缝补补又三十。30岁以前不知道疾病为何物，30岁以后偶尔也会生病，但影响不大，60岁以后则要与病为伴，随时缝补了，缝补得好的可争取再活30年，不然就要“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了。

我虽已提前进入了缝缝补补的状态，不过我不悲观。等待回病房之际，我暗暗在想，出院后要规律生活、时常锻炼，坚强且快乐地生活下去，不负上天恩泽，不负亲人期待。